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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教兴国战略到科教强国,注重教育公平

2019-09-05 14:29
李克强强调改革破解科教难题 更重依靠人才红利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用好‘人口红利’,更加注重依靠‘人才红利’。这就必须一靠教育、二靠科技,两者有机结合,使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得到巨大提升,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出如上表述。

胡鞍钢:从科教兴国战略到科教强国

  李克强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注重教育公平推动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上,教育部、科技部主要负责人分别作了汇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围绕下一阶段教育、科技发展和改革进行了深入讨论。李克强对近年来教育、科技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始终把教育和科技放在全局性、战略性的位置,予以高度重视。
  李克强说,教育是民生改善的来源,传承文明的载体。让孩子受教育并且受到良好教育,是几乎每个家庭的共同愿望。掌握知识让人们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也有利社会文明得以延续、道德规范得以遵循。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是本届政府的三大任务,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意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可以使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要缩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城乡和区域这两个最大的差距,就要培养更多服务中西部和农村的人才。教育资源要向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倾斜,提升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要加强东中西部教育协作,尤其是国家重点高校,要强化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鼓励优秀教师以多种方式到中西部服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在教育公平上要多想办法、多做实事。东部地区要创新理念和模式,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李克强指出,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关键是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并以创新和创业为导向。要增强科技创新实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围绕大局,瞄准世界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大趋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紧扣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要求,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使广大科研人员的创造活力、创新能力迸发出来,使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效益,让科技造福人民。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都要沿着这个方向加大力度。
  李克强强调,无论是推进教育公平,还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关键还得靠改革。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当年从恢复高考入手抓教育,就是一项改变千百万人命运、深刻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当前深化教育和科技领域改革,仍然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抓紧推出既利当前更利长远的重要改革举措,务求取得更大成效。
  李克强最后指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促进社会进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用好“人口红利”,更加注重依靠“人才红利”。这就必须一靠教育、二靠科技,两者有机结合,使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得到巨大提升,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他要求加快推进教育科技领域的重大任务,围绕完善投入体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鼓励社会资金参与、推动资源开放共享、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广科技人员创新激励政策等,提出措施、抓好落实,使全社会创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延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出席会议。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用好‘人口红利’,更加注重依靠‘人才红利’。这就必须一靠教育、二靠科技,两者有机结合,使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得到巨大提升,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出如上表述。作为领导小组组长的李克强在这次会议上两次提及那句广为流传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李克强强调,“无论是推进教育公平,还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关键还得靠改革”。在外界看来,这也展示出中国新一届政府对于破解科教发展难题的决心。学界一般将“人口红利期”定义为15至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60%以上的人口发展时期。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告诉中新社记者,对中国而言,有70年(1980-2050年)的“人口红利期”,从目前看还剩下不到40年。因此,从国家设计科技、教育、人才发展三大规划纲要时,就已考虑到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的现代人口转变背景,也为中国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人才资源红利转变提出了发展方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是中国经济转型使然。中国在处于从高消耗、低成本发展模式向低消耗、高成本、高附加值的产业模式转型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必然更高。过去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下一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更得依靠“人才红利”。而要实现“人才红利”首先就需要高水平的教育。不容回避的是,当前科教领域顽疾甚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从高等教育到学前教育教育公平都有待提高,科技创新动力不足,产学研结合不紧密,科技资源配置分散封闭重复低效,距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红利”还有很大差距。而问题的解决只能在深化改革中解决。李克强说,当年从恢复高考入手抓教育,就是一项改变千百万人命运、深刻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当前深化教育和科技领域改革,仍然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抓紧推出既利当前更利长远的重要改革举措,务求取得更大成效。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最终驱动力还在教育和科技。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告诉中新社记者,经济持续发展,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三大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大批有素质有能力的人才,通过使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加以实现。所以,教育科技改革就成为整个发展改革系统工程的重要基础。当前千头万绪的问题似乎都可归结为体制机制问题。体制机制应当改革已成共识,但真正具体从哪里突破却很困难。薛澜认为,现在科技创新的突破口已经不是国家投入的问题,而是急需完善市场创新的环境,如果企业能够通过侵权、通过污染、通过拉关系搞垄断而获利,创新动力必然不足;而教育的突破口则在于用现代远程技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这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最便捷途径。本次会议提出的围绕完善投入体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鼓励社会资金参与、推动资源开放共享、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广科技人员创新激励政策等,都让人看到了改革的具体措施。但如何抓好落实,使全社会创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还需要时间。刘远立认为,改革要取得实效,关键策略是政府调控与市场竞争有机结合,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行业自身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制定游戏规则、拾遗补缺、公正监管的作用。胡鞍钢说,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这可以保证国家一系列科教战略真正落到实处。

作为领导小组组长的李克强在这次会议上两次提及那句广为流传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李克强强调,“无论是推进教育公平,还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关键还得靠改革”。在外界看来,这也展示出中国新一届政府对于破解科教发展难题的决心。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13-9-5 方烨

学界一般将“人口红利期”定义为15至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60%以上的人口发展时期。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告诉中新社记者,对中国而言,有70年(1980-2050年)的“人口红利期”,从目前看还剩下不到40年。因此,从国家设计科技、教育、人才发展三大规划纲要时,就已考虑到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的现代人口转变背景,也为中国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人才资源红利转变提出了发展方向。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对今后任期科教战略做出新的重大部署,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经济参考报》记者就科教战略相关问题专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胡鞍钢指出,需要正确地认识中国政府科教战略决策体制和实施过程,中国独特的科教战略决策体制保证了从“科教兴国”战略到“科教强国”战略统一和可行。未来需要将教育和科技进行有机结合,在继续用好“人口红利”的同时,注重“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中国成为世界科教强国指日可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是中国经济转型使然。中国在处于从高消耗、低成本发展模式向低消耗、高成本、高附加值的产业模式转型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必然更高。过去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下一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更得依靠“人才红利”。而要实现“人才红利”首先就需要高水平的教育。

独特的科教战略决策体制

不容回避的是,当前科教领域顽疾甚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从高等教育到学前教育教育公平都有待提高,科技创新动力不足,产学研结合不紧密,科技资源配置分散封闭重复低效,距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红利”还有很大差距。

  胡鞍钢首先从我国科教战略决策体制谈起。他说,我国的科教决策体制十分独特,是指导中国走向世界科技创新大国的重要制度安排,我国科教战略呈现出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而问题的解决只能在深化改革中解决。李克强说,当年从恢复高考入手抓教育,就是一项改变千百万人命运、深刻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当前深化教育和科技领域改革,仍然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抓紧推出既利当前更利长远的重要改革举措,务求取得更大成效。

  据他介绍,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该战略旨在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科教兴国”战略是将科技和教育作为兴国之基础的方略,超越了世界比较流行的“技术立国”和“教育立国”的提法,正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和基本国策之一。1998年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正式成立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他本人亲自担任组长,领导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朱镕基也被称为“科教总理”。

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最终驱动力还在教育和科技。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告诉中新社记者,经济持续发展,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三大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大批有素质有能力的人才,通过使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加以实现。所以,教育科技改革就成为整个发展改革系统工程的重要基础。

  这一时期,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进入持续上升阶段。1997年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仅为0.64%,2002年首次突破GDP的1%大关,达到1.07%。中国科技实力占世界比重也从1990年的2.9%提高至5.4%。1999年基于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的高等学校扩招政策启动,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7年的9.1%提高至2002年15%,中国从“精英教育”进入了“大众教育”阶段,大学在校生人数大幅增加,大学在校生人数居世界第二位。

当前千头万绪的问题似乎都可归结为体制机制问题。体制机制应当改革已成共识,但真正具体从哪里突破却很困难。薛澜认为,现在科技创新的突破口已经不是国家投入的问题,而是急需完善市场创新的环境,如果企业能够通过侵权、通过污染、通过拉关系搞垄断而获利,创新动力必然不足;而教育的突破口则在于用现代远程技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这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最便捷途径。

  胡鞍钢说,2003年起,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温家宝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且先后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三大规划。

本次会议提出的围绕完善投入体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鼓励社会资金参与、推动资源开放共享、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广科技人员创新激励政策等,都让人看到了改革的具体措施。但如何抓好落实,使全社会创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还需要时间。刘远立认为,改革要取得实效,关键策略是政府调控与市场竞争有机结合,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行业自身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制定游戏规则、拾遗补缺、公正监管的作用。

  这一阶段,全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明显上升,到2012年达到1.97%,已经达到欧盟平均水平。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世界第一。到2010年中国科技实力占世界比重提高至16.1%,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4.22倍缩小至2010年的1.41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首次达到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翻了一番,到2012年达到30%,成为世界本科生、研究生在校生人数最多的国家。2010年全国大专以上人口达到1.19亿人,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年以上。

胡鞍钢说,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这可以保证国家一系列科教战略真正落到实处。(马海燕)

  胡鞍钢指出,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是一个有效的体制安排。这一安排使科教兴国战略真正落实到实处,是中国迅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发明大国、第一高等教育大国(包括本专科生、研究生在校生、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第一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的体制优势。这种体制优势体现在“集思广益、民主决策,调查研究、开放决策,实事求是、理性决策,长短兼顾、正确决策”。

来源:中国新闻网

  “本届国务院继承这一体制安排,安排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一职,便于各部门协调统筹,更加高效务实,凸显了观大势、议大事、谋大局的政务观。”胡鞍钢说。

科教结合继续用好“人口红利”

  胡鞍钢认为,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大战略思路之一就是从“科教兴国”战略到“科教强国”战略,也就是从世界科教大国到世界科教强国。“科教强国”战略是为了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核心目标,如期实现到2020年建成世界创新型国家、世界人力资源强国、世界人才强国三大目标。这也反映了中国一百多年来,从“科教救国”,到“科教落伍国”,再到“科教兴国”,进而到“科教强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内在逻辑。

  李克强总理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用好‘人口红利’”。

  对“人口红利”这个概念,胡鞍钢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解释。他说,从理论看,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从实证观察和测定看,是将“人口红利期”定义为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这一比重在60%以上是“人口发展时期”,当比重在70%以上是“人口红利高峰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从1980年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从60%持续上升了20年之后,从2000年开始进入人口红利高峰期,2000年为70.1%,2011年达到最高值的74.5%。而后这一比例开始逐步下降,预计到2020年之前还维持在70%以上,再经历32年,到2052年左右将降至60%以下,那时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变成“人口负债”。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中国而言,从1980年到2050年一共有持续70年的“人口红利期”。

  胡鞍钢认为,前几届政府领导人都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上升期和高峰期的优势,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也充分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对后几届领导人来说,就是如何再利用、再开发人口红利下降期的优势。

  他表示,对于如何继续用好“人口红利期”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李克强总理指出,“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这就必须一靠教育、二靠科技,两者有机结合。”这说明领导人没有受到所谓“人口红利消失论”等国内外舆论的影响。对于下一步如何做,思路也十分清楚,需要做到“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继续用好、用足还持续处在70%以上高峰阶段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要依靠教育科技,继续创造人力资源红利、人才红利以及科技创新红利。

中国定将成为世界科教强国

  胡鞍钢认为,国家制定和设计三大规划时,就已经考虑到中国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的现代人口转变背景,它们为中国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源红利、人才资源红利提供了十分清晰又十分有效的发展方向和路线图。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政府制定了十分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也只有中国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世界人力资源强国的行列;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的三大目标。

  现在看来,这些规划已经显示了重大成效。胡鞍钢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列举了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是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我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要达到90%,而在2012年这一数值就已经达到了85%。第二个数据是计划在2020年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而实际上中国已经是世界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第二大国,2013年中国所发表的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就可进入世界前5位。

  胡鞍钢说,这些事例表明,中国一旦提出了十分明确的科教发展目标和主要的量化指标,都会提前或大大提前实现。“人力资源红利”、“人才红利”、“科技创新红利”已经不断地释放,令世界所瞩目,也为之震撼。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克里斯蒂安•维夏德评价道,“创新活动的区域重点发生了转移,中国正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程度发展。特别是在创新技术的专利申请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令世界瞩目。” 

  胡鞍钢认为,到2020年,当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时,不仅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贸易体,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强国,而且还将成为世界创新强国、世界人力资源强国和世界人才强国。胡鞍钢所著的《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一书的研究表明,中国主要经贸科教指标大体占世界比重的1/5-1/4。中国的经济强国战略和科教强国战略相辅相成,经济强国战略会大大加强科教强国战略,反过来科教强国战略还会大大支撑经济强国战略。

  他最后总结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不断向世界证明:科教兴,国家兴;科教强,国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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