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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拥堵,华东师大九成青年教师希望减少无关

2019-09-05 14:28
华东师大九成青年教师希望减少无关学术杂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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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名副教授争一个教授名额 “职称拥堵”严峻

这个暑假,复旦大学正摸底调查在学校任教10年的讲师。明年,可能有一些讲师满6年未能升为副教授而不得不转岗或另觅去处”。如果要真正做到师资的合理流动,还需要更多的配套政策,而不是高校自己的人事制度改革。

新学年开始,华东师范大学各职能部门负责人都拿到了《教师工作体验与学生就读体验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中师生们的“吐槽”将成为新学年必须解决的问题。华东师大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向全校4000多名教师和所有的本科生研究生开展了满意度调查,结果获取了838条教师意见,其中有235条涉及福利待遇,235条涉及青年教师培养和职称,141条涉及科研支持和学科建设,127条涉及学校治理和行政工作。调查发现,职称越低的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与其他学科教师的交流和合作越少:有10.5%的讲师从未与其他学科教师交流与合作过,而教授的比例仅为3.8%,副教授为4.6%。教师对学校“科研管理与服务”的满意度比较低,对于“学校的科研支持政策”、“学校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都在6分以下,偏向于不满意。理科满意度比文科和艺术类院系高。教师们认为,入职初的教学指导已足够,现在亟需“获得研究资源”、“开展有效教学”和“发表学术成果”的指导。尤其是教授和副教授最需要“获取研究资源”方面的指导,比例分别达到30.3%和25.1%。讲师最希望的获得“开展有效教学”的指导。从事教学或科研时间在5年或者5年以下的教师则认为“提高经济待遇”、“减少工作中无关学术的杂务”和“提供适当的科研启动资金”最有利于他们的职务晋升。尤其是“减少工作中无关学术的杂务”,认可这一点的有93.8%。更多阅读关注高校青年教师:“境遇尴尬”成标签科研评价之痛:高校青年教师承受双重压力

  2012年一篇取名为《工蜂》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全社会对于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况的关注,一时间被称之为“青椒”的高校青年教师成为“一高二低”(即高学历、低收入、低生活质量)的代名词。高校青年教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的收入、工作以及生活真的像网上流传的那样吗?

新华网北京4月28日电 近日,记者走访多位北京高校青年教师了解到,可望而不可即的职称晋升、过度倚重科研论文的评价考核、教书育人全凭良心成为他们热议的话题。然而,比起生活压力,他们更怕的是没有宽松公平的学术环境和合理的评价体系,期盼能从根本上解决科研教学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

政策;补丁;讲师;转岗;高校

  去年,受上海市社联委托,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共同组成课题组进行调查。课题组抽取了年龄在45岁以下,本科学历以上,在高校及科研院所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员,把这部分人员称为“青年社科工作者”。调查范围涉及上海的15个单位,其中包括4所“985”高校,5所“211”高校,4所普通高校,2所研究机构,共获得有效问卷1528份。课题组试图通过这次实证调查来真实地揭示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30名副教授争一个教授名额 “职称拥堵”严峻

这个暑假,复旦大学正摸底调查在学校任教10年的讲师。根据学校推出的人事制度改革措施,讲师入职后6年若评不上职称,“非升即走”——今年是第5年。“明年,可能有一些讲师满6年未能升为副教授而不得不转岗或另觅去处”。

  婚姻:超八成已婚,未婚率低于全国水平。本次调查对象年龄最小的为23岁,最大的为45岁,平均年龄为36.3岁;男性占50.8%,女性占49.2%。“已婚”的青年社科工作者占到了总人数的83.2%,其中男性的已婚率达到84.5%,女性的已婚率也达到82.1%。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调查资料相比,同年龄段青年社科工作者14.8%的未婚率远低于全国18.5%的整体水平。

从过去的“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即是副教授”到如今的“讲师晋升副高都十分困难”,高校青年教师人才梯队建设正面临严峻的“职称拥堵”问题。

据悉,“非升即走”在复旦全校铺开之前,已在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数学学院等比较“强势”的院系中推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相关负责人直言,“并非一帆风顺”。

  学历:八成青年社科工作者拥有博士学位。本次调查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被访者占到了总人数的80.9%,教育程度为硕士的占总人数的18.2%,仅有0.8%的被访者为大学本科。在所有拥有博士学位的青年社科工作者中,59.4%毕业于“985”高校,15.6%毕业于“211”高校,13.6%毕业于海外名校,3.3%毕业于海外一般学校。相比较外省市同类单位,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总体学历水平较高。

清华大学某院系副教授王老师今年39岁,2010年评上副教授。他说,现在系里一年只有一个评上教授的名额。30个副教授就争这一个名额,而且每年还新增两名副教授。

“非升即走”并非新规定

  职称:从讲师到教授呈现出了“541”的格局,晋职之路较为艰难。被访者为讲师(中级职称)的占总人数的48.7%,副教授(副高)占39.0%,教授(正高)占8.5%,助教为1.9%。从职称结构上来说,呈现出了“541”的格局。但这种格局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青年社科工作者的职称晋升之路比较艰难,副高和中级职称的人数比例积压太多。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教授程晓,也是39岁,6年前就被评为教授。他庆幸地说,从中科院遥感所博士毕业后,当了1年副研究员。这时,恰逢北师大刚刚成立这个研究院,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于是2009年就提了教授。“我还是个‘土博士’,放在现在,肯定是不行的。”

复旦大学从2007年起试行“非升即走”的人事聘用制度,到2011年底,这一制度在全校推行。按照规定,担任讲师6年后未能晋升为副教授,就必须转岗或者不再续聘。

  来源:85%为非上海“土著”,主要成长于中小城市、城镇或农村。被访者是上海“土著”的仅占总人数的15.1%。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出生地为外地中小城市的比例最大,占总人数的25.8%,其次为外地农村(19.8%)、外地县城或城镇(19.6%)、外地大城市与省会(16.2%)、其他直辖市(3.9%)。84.9%的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来源于上海以外的其他省市区,而超过60%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青少年成长地为上海以外中小城市、城镇以及农村。

北师大数学系的一名青年教师,8年前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毕业后进入北师大。据其同事介绍,他教书兢兢业业,就是论文发得少,至今仍是讲师。

复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早期试点过程中,学校就发现,这一制度存在着将学术研究数量化的弊端。在种种量化数据的刚性考核要求下,青年教师很可能过度追求论文发表数量,使得学术研究变成浮夸、相互攀比的竞技场。

  信仰:七成以上为中共党员,96%无宗教信仰。从政治信仰来说,党员占总数的72.8%,比例远高于上海市级机关61%的党员比例。有16.7%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为无党派,5.8%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为民主党派。另外还有1.7%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从宗教信仰来说,无宗教信仰占到了总人数的95.9%。宗教信仰最多的是佛教,比例为2.0%,信仰基督教为1.6%。

“高校两级分化现象很严重,位于底层的、刚博士毕业的教师,甚至无法有尊严地活着。”一位青年教师说,讲师税后一个月工资6000元,如学校提供住房还好些,若在外租房,房租就要占三分之一以上。

为此,复旦于2010年出台了“学术代表作”制度,即申请人可提交1至3篇代表作,根据专家的学术意见对其进行学术评价和学术成果的认定。

  国际化水平:四成以上有过留学经历,但国际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随着近些年国家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师生出国攻读学位以及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有留学经历人员在青年社科工作者中的比例较高,总共有43.3%的青年社科工作者有过各种形式的一年以上的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不过从国际化的比例来看,身份属地为中国大陆的占总数的99.4%,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人数占总数的0.4%,而其他国家的人数仅占总数的0.2%。可见,虽然近几年从海外引进的学者以及留学归国人员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但是直接从境外到上海来工作的青年研究人员比例较低,国际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

共青团北京市委的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主要来自于职称晋升困难、工作负担重、教学科研经费不足。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杨海滨介绍,以往从副高晋升正高很难,现在由讲师晋升副高都十分困难,副高职称成为青年教师职业生涯中的瓶颈。

按照很多教师的理解,代表作制度的出台,是为了适当减轻对教师的量化考核压力,鼓励教师能够多花点功夫潜心做一些有份量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加注重“质”的代表作制度,正是对“非升即走”规定的一个“政策补丁”。

  社会地位自我评价:呈现出低认同与内部分化的特征。从社会地位自我评价来看,1分最低10分最高。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总体平均得分为5.23,明显低于2013年我们在上海市区对普通上海市民调查时7.56的平均得分。从高校类型来看,“985”高校内受访者评价最高为5.43,而普通高校只有4.95;从职称来看,教授(正高)的自我评价最高为5.75,而讲师(中级职称)只有4.99。在高校类型和职称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化。

“教学是个良心活” 期盼考核标准调整

今年起,复旦又对10年教龄的“老讲师”进行摸底调查,此举也是为了将“非升即走”的制度进一步完善。

  职称、单位和学科:内部分化和外部落差的收入格局

“教学是个良心活”——多位教师如此表示。面对过度倚重科研论文的考核评价标准,能否坚守教书育人的良知,很好地平衡二者的关系,考验着他们每一个人。

“科研是有周期的,如果青年教师10年还不能磨一剑,说明该教师可能并不适合在研究型大学工作,应该转岗去教学型大学。”一位复旦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上海另一所高校的管理学院在10年前就试点“非升即走”。推出规定的当年,该院有3名“老讲师”直接转岗到了培训中心。在学院负责人看来,“让合适的人到合适的地方”,也是基于人性化的考虑。

  20世纪90年代之后,高校和科研机构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工作人员的单位收入被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基本工资,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二是绩效工资,主要由高校自行负担。这样就造成了不同的单位、院系内部以及不同职称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分化。

不少教师忧虑地说,目前大学教学质量有下滑趋势。学生瞧不起老师,认为不好好备课,糊弄学生;老师认为学生不爱读书,没进取心。其中主要的原因是,高校教师的评价体系中课堂教学只占极小的比例,不论是评定职称还是提拔职务,主要都是看论文发表情况和科研项目。

将研究和教学割裂本身就很可笑

  从不同单位的收入来看,“985”高校46.5%的受访者年收入在8万元以下,“211”高校的这一比例为43.3%,地方院校为24.2%,党校和社科院分别为45.1%和73.0%。结果显示,部属高校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收入普遍比上海地方高校低,而党校和社科院的收入则更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廉思说,现在有个很不好的倾向:科研做得不好的老师才去教书,教学成了二流三流老师的聚集地。

不少高教人士认为,移植美国高校“非升即走”的人事聘用制度,有助于缓解现行制度下高校人事制度的僵化。在如今的大学里,有一些教师强于科研,但没有投入精力教学,还有一些教师貌似很会上课,但科研业绩欠佳。如何分类管理、出台科学的考核考评制度,一直让高校管理层左右为难。

  从不同学科来看,受到学科与市场关系亲疏程度的影响,不同学科之间有着明显的收入差异。人文类学科有45.4%的受访者年收入在8万元以下,社科类的比例为42.3%,经济管理类为22.0%。可见,学科的市场化、社会化越强,收入越高,反之则越低。比如,经济管理类收入远高于其他学科,基础类学科如哲学、历史等面向社会和市场的机会更少,收入则更低。

清华大学王老师遗憾地说,教师真正投入教学的时间不多。反观国外,有一批老师为教学投入很大精力。“我在国外上过流体力学老师的课,至今感慨没有上到过那么深入有收获的课。”

“实际上,并不存在只会教学不会科研,或者只会科研不会教学的教师”。一所985高校的院系负责人告诉记者,该系曾经规定所有教授都必须上讲台,但是有一位年轻的“长江学者”称自己科研太忙,没空给本科生上课。在学院的劝说下,这位学者后来给本科生开了一学期课,可学生给他的评教成绩是全系倒数第一。为此,系里从院士到系主任再到普通教授,一起上阵给这位长江学者“补课”,如今,这位学者已经在教学上“成功过关”。“科研不应该是不上讲台的借口,上讲台也不应该是科研能力弱的托辞。”

  从不同职称来看,教授(正高)中年收入低于8万元的占9.1%,副教授(副高)的为28.6%,讲师(中级职称)的为53.9%。调查数据显示,讲师收入主要集中在年薪6-8万区间,副教授则是在10-12万之间,而教授则处在12-18万之间,也就是说副教授的收入是讲师的1.5倍,教授则是讲师的2倍。

这样的评价考核机制考核也带来了急功近利的学术浮躁之风。“很少有人能坐得住冷板凳,刚开始研究就着急发论文,很难出成果。”王老师说,甚至有人将博士期间的论文不发,攒到工作期间再发。还有的青年教师,潜心几年研究一个问题,很多人质疑他不会干活。而拼命发论文的,反而升迁很快。

一种观点认为,大学本来就有不同的定位。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应该有足够强的科研能力,并且有很强的学术领悟力,能将领悟转化为授课内容。而在科研上相对欠缺、但授课能力很强的教师,完全可以转岗到一些以教学为特色的大学任教。

  综上所述,相比较上海公务员以及国有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来说青年社科工作者总体收入不高,但是内部的差异较大。收入的高低除了要看职称高低以外,还要看在哪一类高校以及什么学科工作。“穷教授,富讲师”也是普遍存在的。

现在北京大学管理岗位工作的李老师,原本博士毕业后可以去国内某知名“985”大学教书。“但是该校要求填写3年内的科研成果承诺表,具体到预计拿到何种社科基金或出什么书。一想到学术有生产力的逼迫,就很紧张。所以我放弃了。”李老师说。

据统计,清华大学等985高校的淘汰率目前基本维持在10%左右。大多数研究型大学的师资中,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的比例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

重科研、轻教学:科研成果往往决定了青年社科人才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令青年教师感觉受“剥削”的是,很多项目申请都是“凭关系”,以致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多位青年教师表示,有“位子”就能搞到项目,再承包出去,这种项目转移的风气很不好。北京团市委的调查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很多资源都集中在学术权威的手里,那些缺乏依附关系、相关资源的青年教师很难有机会,形成了高校内科研资源的配置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

“如果按照这一比例流动,对于大学师资质量的提升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位长期研究高等教育政策的学者告诉记者,目前国内高校的师资晋升通道太过于狭窄。在海外高校,有各种教学的岗位,设置非常灵活,包括一些讲座教授或者冠名教授,这些岗位很多都不是终身教职,对于学校的教学和科研都非常有利。“如果要真正做到师资的合理流动,还需要更多的配套政策,而不是高校自己的人事制度改革。”

  毋庸置疑,当前,科研实力是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综合实力评估的最为重要的指标。在各种评估体系和学科、机构排名的指标化压力之下,高校和科研机构几乎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科研,从而导致一定程度上对教学的忽视。这主要体现在:

他们表示,期待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能给老师教书育人的空间和科研学术的宽松环境,期待公平公正的科研项目申请体制。

  职称低完成的教学量更多。受访者平均每周要完成9.36学时的教学工作量(每学时45分钟),职称越低,每周的教学工作量越大。相比较而言,教授平均授课时数为8.52,副教授为9.09,讲师则为9.71,助教为12.03。不同类型的高校中,普通高校的课时数最高,为10.77,“211”高校为9.65,“985”高校相对较少,为8.57。工作年限与教学工作量没有直接相关性,也就是说并不是入校时间越短教师承担的教学工作量越多。

保持积极心态 成熟理性地面对学生

  这主要的原因是教学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中主要体现为工作量的完成。另外入校时间短并不意味着职称低,一部分受访者有可能是被当作教授或副教授直接引进的。数据显示,促使被访者对于教学投入的最主要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责任心(37.1%),第二位是工作量考核(22.2%),学生是否投入排第三(17.0%),个人兴趣则居第四(14.4%)。这样就可以解释,尽管职称越低完成课时越多,但是不同职称课时差并不大,教授只要完成基本的工作量,其他工作量考核可以论文和课题来充抵,而职称较低者则会更加倾向于通过多上课来充抵工作量。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压力重重,但多数青年教师都能以积极心态面对学生。

  收入与科研成果数量及质量成正比。科研成果是职称评审的硬性条件,不仅如此,它也是拉开个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目前,各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都设有对重要科研成果的奖励政策,有些人的年度科研奖金甚至远远超过一年的单位总收入。而对于教学而言,仅有的奖励一般只是蜻蜓点水式的。

多位青年教师认为,理性面对讲台首先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对社会的阴暗面应有清醒认知,不能将消极情绪带到课堂。有一些教师课上发牢骚、借题发挥,抱怨待遇不公、泄私愤,将个人的不良情绪传递给学生。对此,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徐伟说,教师绝不能燃点青年的不理性。尤其对于文科教师,课堂除了传授知识,更应该是交流对话、碰撞思想火花的地方。

  调查显示,如果将完成课时工作量及在国外核心期刊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10%的青年社科工作者进行比较,课时工作量排名前10%的收入在10万以下占六成五,收入在12万以上为一成五(其中18万以上近1.9%);而国外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排名前10%的收入在10万以下不到四成,收入在12万以上近四成(其中18万以上20.5%);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前10%的收入在10万以下占五成,收入在12万以上近三成(其中18万以上7.8%)。可见,科研成果越多,成果层次越高,收入就越多。

“还有的老师以为说些俏皮话,埋怨社会的话就能博得学生的青睐,实则不是。我曾迷信于课堂氛围的营造,而今我意识到,课堂效果良好,不等同于学生真正有所收获。”徐伟说,“教师应该让学生听到不同的声音,培养其理性客观的态度。最近我正着力于对学生思辨和表达能力的培养,重视话题的抛出及思路的引导。”

  科研成果和科研项目:职称晋升的两座大山。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职称晋升是最重要的个人发展路径。从调查数据来看,影响职称晋升排在前五的因素分别是:论文、著作难发表是最主要原因,选择此项的被访者占到总人数的76.5%;科研项目申请次之,占总人数的52.1%;此外,把“科研时间不够”“各种事务太多”“职称评定标准太高”列为职务晋升的困难因素,分别占总人数的45.1%、40.1%和35.4%。

北大青年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婷婷平时的工作主要是搜集网络舆情、管理学校论坛和微博等。她说,教书是知识的传授,这个岗位能更好地了解学生、影响学生。高校青年教师也是网络中的一员,教师因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思辨能力使其在网络特别是自媒体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综上所述,相比较科研,教学考核主要体现在工作量的完成,但是教学的质量以及学生的培养则显得不太重要。科研,特别是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以及高级别的科研项目,成为高校教师们工作的核心,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未来发展。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学院教授王博建议,学校应注重教师的师德培育,促使教师用正面积极、成熟理性的思想观念言传身教,积极影响学生。(参与记者:关桂峰、李江涛、王晓洁、黄艳、方问禹)(原标题:“职称拥堵”晋升难 考核不合理盼调整——北京高校青年教师心态录)

  未来的不确定与工作挤压下的日常生活压力大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尽管不需要像政府、企业部门朝九晚五上班,时间的支配大多较为自由,表面上令人羡慕,实际上他们受到来自科研、课题、晋升以及经济收入上的多重压力,自由支配时间主要用于科研和教学准备,这客观上挤压了他们正常的生活,作息时间不固定,心理压力较大,日常生活质量反而较为低下。这表现在:

  睡眠时间短,休闲时间少。总体上,受访者日常的睡眠时间都少于6小时,职称越高,工作日睡眠时间越少,日常休闲时间都少于2小时,职称为副教授休闲时间最少仅为1.37小时。节假日睡眠时间虽然有一定程度提高,但仍然在6小时左右徘徊,教授(正高)睡眠时间为5.95小时,副教授(副高)为5.81小时,讲师为6.20小时。节假日休闲时间提高的幅度较高,讲师职称受访者达到2.73小时,副教授(副高)为2.40小时,教授(正高)为2.25小时。总体来说,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职称越高,休息时间越少。

  职称越低,情绪、心理方面的压力越大。对于受访者心理方面的指标测试(1为最低,5为最高),调查数据反映出了职称越低,压力反而越大,也就是说心理压力更多的来自于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收入、考核、职称这些都成为心理困扰的主要来源,而职称越低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就越强,心理压力自然越大。可见,虽然职称越高,休息和休闲时间越少,但在情绪和心理压力方面反而是职称越低压力越大。

  目前中国以外的高校主要有英美体制以及欧洲体制两种,前者实行“非升即走”,在聘期内给予较高的待遇,未获终生教职者课时量较少,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另一种欧洲体制,主要采用学术共同体评价机制,不存在所谓的核心期刊,研究的质量由同行评判,虽然待遇不高,但是享有较好的国家福利,工作较为稳定。

  对于中国的高校来说,目前正在逐步走向英美体制,也就是打破原来的“铁饭碗”,许多高校已经不给予应届毕业生固定岗位,而是采用师资博士后的方式,除了入校时进行面试以外,还要在聘期内接受科研完成情况的考核。另外,还有的高校也开始实行“非升即走”,这个“走”并不一定是离开学校,也可以转做行政。

  不过在高校教师基本工资还普遍低于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水平的情况下,高校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在不断下降,人员也在不断流失。因此,如果不能够保证较高收入,“非升即走”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英美体制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相比之下,欧洲体制虽然在效率上比不上英美体制,但是对于人才稳定性以及考核和评价体系上更加人性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更有利于青年人才的成长。

  (调查过程中,接受调查的15个单位的科研管理机构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华东师范大学的吴越菲、方筱、顾楚丹、吴晓凯等诸位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数据处理方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本文转自《社会科学报》,原题: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基本状况调查——在生存与发展之间

来源|澎湃 本网编辑|戴勇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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